实体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应如何加快转型升级?困境有哪些?

一、 实体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应如何加快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承载。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全力做好实体经济这篇大文章，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关键举措。

1、发展实体经济意义深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经济风险逐步释放，在此情况下，坚定不移发展好实体经济尤为重要。

实体经济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内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普遍共识。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促进制造业回归的具体举措，重点发展中小制造企业、出口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同时积极扶持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通过战略规划、资金补贴、政策倾斜等，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快速转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已重新成为世界潮流。

实体经济是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在适度规模内，虚拟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但如果超出了适度范围，将造成投机过度，加剧宏观经济动荡。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偏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苗头，一些资本从实业抽离，一些投资者转向投机，造成部分实体经济空心化。事实上，单靠虚拟经济无法实现有效增长，要拓展内外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适应国内外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着力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增长动力，发展与消费增长点相对应的经济实体。

实体经济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之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以工业品大规模生产和供应为前提，根本之策是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和先进技术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就业、创造更多收入、带来更大消费，才能给群众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生活产品，提供更多元的优质服务，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2、发展实体经济需凝心聚力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各级政府正确引导，大力支持，形成合力。

国家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好战略与政策导向，稳定市场预期。只有稳定的市场，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国家的产业政策深刻影响着各个产业的走向，在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在政策和战略上保持稳健。要坚持控货币、抑投机、强监管，将资金挤出投机市场，对价格炒作进行坚决打击，维持市场长期信心。积极发展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改变实体经济过多依靠银行间接融资、实体经济经营风险直接与银行资产挂钩的现状，多渠道分散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和风险管理的创新型金融产品，丰富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尤其要解决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利差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利差大等问题，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投资。

地方政府要加强对产业发展的科学引导。地方政府选择重点支持产业，一要瞄准世界前沿，二要符合当地的要素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产业发展的前期研究，建立产业技术发展的中长期扶持计划与政策体系，出台更加具体的市场指导和技术创新引导目录，给市场和企业更加明确的指引。政府要从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中退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施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放开市场竞争。打破地方国企对于地方性商业渠道、资源型商品、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垄断，缩小行业利润差距，让企业能够安心做好实业。积极营造高效、低成本的发展环境，降低税率、费率，科学确定设备厂房租金、土地出让金，降低原材料价格和资源环境代价，减轻中小企业发展负担。

企业要加强精细化管理，在两个“全产业链”上实现突破。一是在全产业链融资上加快突破，在上中下游各环节，依托产业投资基金、工业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态，创新实体经济融资方式;在滨海新区等具有先行先试权的区域实行新的企业融资改革，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融资业务，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在全产业链管理上加快突破，着力引进和培育创新领袖、创新团队，实施技术、营销模式、售后服务、金融保障四位一体的全产业链创新，坚持技术创新与精细化管理创新、尖端创新与微创新有机结合的多元化创新，建立起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联动的创新集群。

3、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关键在转型升级

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要把重点放在转型升级上。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转变，从增量扩能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转变，从传统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转变。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投资结构。坚持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中发展、功能集中建设、资源集中利用。在沿海岸线和海河沿线的“T”型结构中，规划五大产业板块、七大产业功能区，通过纵向延伸拉长制造链条，横向拓展完善服务链条，集中力量发展高度关联、相互支撑的全产业链产业，实现集群效应和规模效益。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高端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在产业投资上要服务于关键生产技术装备更新换代和国产化需求、服务于更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服务于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服务于保障国民经济能源及基础原材料供给。

优化提升发展动力。把环境影响评价作为项目进入的硬约束，坚决淘汰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工艺、设备及产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加速实施“智慧经济”工程，引导制造业企业形成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智能研发、智能管理、智能营销为支撑的综合竞争力。着力引进集研发、生产、销售功能于一身的制造业一体化项目，引导驻区企业面向国内外市场布局营销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兴建支撑个性订制、在线销售、远程咨询等专业化增值服务的数字中心，加快形成以服务内容为核心的产品竞争新优势。

优化市场发展环境。统筹实施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三项关联性改革，完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加快建设政府、企业、个人三大诚信体系。加快构建区内、区外、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双城间三大交通体系，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提高土地资源供应保障能力，降低生产要素使用成本。在充分利用好现有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性人才投入，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人才引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财政资金带动社会资本兴建社会事业项目，做好社会治理工作，全方位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氛围。

二、实体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可能遇到的困境有哪些?

当前经济发展困境的实质

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之所以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市场供求层面来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繁荣有其外在制度及其环境优势，这些外在制度包括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政策支持等，而较低的居民收入水平、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供给、落后的基础设施、简陋的居住条件、高储蓄倾向和广阔的国际产品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为房地产市场、基建投资及其相关制造业扩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第二，从政府政策扶持层面来看，在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挂钩的激励机制下，

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发展易于量化的基建和房地产等投资。第三，从资金供给制度来看，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基于经营层面的风险规避要求，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模糊的产权关系，商业银行倾向于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与房地产(如经济适用房、棚区改造房、公租房等)、基建投资以及钢铁、煤炭、电力、太阳能、铁路等产业高度相关。

这三个原因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经济失衡：一是实体经济层面的企业及产业结构失衡，也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及传统制造业的急剧扩张与中小民营企业及战略新兴产业的滞后发展，具体体现为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较低国际竞争力。这一失衡引起的不利后果是，在战略新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尚未壮大的条件下，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传统制造业却提前遭遇了发展瓶颈，从而既削弱了长期以来的高增长，又使实体经济面临后劲不足的困境。二是金融体系层面资金配置的失衡，简言之，就是商业银行体系的大量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中小企业仅仅获得了非常有限的资金。在现实中，资金配置失衡以两种形态并存：过于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这种资金配置中，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贷款，而中小企业不具备这种优势，结果就引致出一种套利机制———大型企业为了获得套利收益，把获得的银行低息贷款通过信托、理财产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渠道，再次投向过度泡沫化的房地产等领域，而不是投向资金短缺的战略新型产业及其中小企业。这种套利机制的经济代价是高昂的融资成本及其房地产泡沫，它也是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发展而房地产行业泡沫化的机制支撑。可见，资金配置失衡既是实体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实体经济失衡的原因。

如上分析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实质是实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或者说是大型国有企业(及其传统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与中小企业(及其战略新型产业)均衡发展的困境。就这种困境的根源来说，主要是商业银行体系资金配置失衡的产物。客观地评价，商业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这种资金配置及其互动方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到了目前阶段，其局限性愈发凸显。事实上，金融体系对房地产、传统制造业和基建投资的过度依赖，明显加剧了相关资产的泡沫化程度，相应地，在“新常态”下，房地产“去泡沫”、制造业“挤水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压力及其风险也更大。实际上，考虑到金融体系与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高关联度，

“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将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以房地产行业为例，项卫星、李宏瑾、白大范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美国、日本以及东亚各国和地区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危机的考察发现，银行信贷扩张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

周京奎的研究发现，信用扩张过度的结果就是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就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困境来说，房地产泡沫又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叠加在一起，所以金融体系承担的潜在风险更大，在严重时甚至会演化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对此，Hofmann对16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房价冲击对银行信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困境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困境，实则是商业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防控及其金融转型问题。